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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什么是历史？
如同所有此外学科一样，历史学的生长，经常需要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们，不停地对自身的学科前提举行反思。“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因而就耐久弥新。
它涉及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历史学的研究工具、历史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在我看来，通过对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生长轨迹的考察，可以将对这一问题的追索息争答，归结成三种路向，它们划分是重构论、建构论息争构论的历史观。重构论历史的原来面目可以重建和还原历史学从19世纪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中一个焦点的身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原来面目、以到达客观性为自己的目的。在欧洲，相比于18世纪，19世纪是一个历史的世纪。
对于启蒙运动的反动，带来了历史意识的萌生和生长。历史学获得长足生长，逐步走向专业化，成为一门现代学科。这是历史学从19世纪所领受来的一笔重要遗产。
这笔遗产中一个焦点的身分，是认为历史学要以求真、以重建和还原历史的原来面目、以到达客观性为自己的目的。这就是厥后美国史学家比尔德所说的，历史学家们的“谁人高尚的梦想”。
可以说，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重构论”的历史观。奠基历史学专业化规范的兰克，自己虽然是一个思想面相很庞大的人物，但他留给后世历史学家的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
20世纪初期，实证主义风靡之时，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终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属于自身的纪律。不少历史学家，否认历史中存在着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纪律，但他们也认为，在求真这一目的和到达真实客观的能力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划分。因此，就有了伯里的名言：“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
”历史学要实现谁人“高尚的梦想”，跻身科学之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对史料的竭泽而渔的收集和严格精详的考订。历史学研究的工具差别于此外学科——已往人类的运动，已经消失殆尽、往而不返了。
可是，人类的运动留下了种种各样的史料。收集和考订史料，可以资助我们确立已往的事实。
已往的事实不停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将历史历程的模式和意义出现出来。另一个条件，是历史学家在从事研究和写作时，需要清除主观因素，不将自己民族的、政治的、小我私家喜好的偏向掺杂进去，他必须尽可能地客观、中立，不偏不倚。
这样两个条件的荟萃，好像就可以成就历史学的客观性。兰克说过，他写的宗教革新的历史，要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能接受。厥后主持“剑桥现代世界史”的阿克顿爵士也要求，滑铁卢战役的写作，要让法国人、德国人、荷兰人都满足。
历史学家像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清晰地反映史料中所出现的事实，就成了历史学家事情的一幅完美图景。也正因此，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持有类似信念的历史学家中，颇有人怀着几分自得、再加上几分失落地表现：在有的研究领域，史料已经收罗齐备，研究已经足够深入，历史学家的诸般武艺已经使用殆尽，后人再也无事可做了。
这就有了阿克顿“终极历史”的说法，或许的意思是，每个历史学家的事情完全可能与别人隔行如隔山，你研究古希腊的钱币，他研究希特勒的战争决议。但归根结底，大家研究结果的积累，都在指向展现人类全部文明在已往的真实面目的“终极历史”。重构论的历史观，有如下几点蕴含：历史事实蕴藏在史料之中，不偏不倚而又具有足够武艺的历史学家能够将它展现出来；历史事实的积累自然就会出现出已往的原来面目和意义；人类有着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已往。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历史学家们相信“弘大叙事”，相信过往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根据某一线索生长而来的统一体，不管这一线索能否被人们认识到；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事情的日益专业化，学院派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一样，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样两个方面的情形，奇妙地联合在了一起。“兰克虔诚地相信，如果他自己照管着事实，老天爷就会照管着历史的意义”，卡尔对兰克的这一番讥评，正是此种情形的传神写照。建构论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复生”历史在建构论的历史寓目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工具，反而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
知识上，我们可以把历史分为三个差别的层面：真实发生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历史学家所写就的历史。在重构论的历史寓目来，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史料而得出的效果，最终就会展现出真实历史的面目，三个层面的历史之间，并没有不行逾越的屏障和无法克服的隔膜。问题在于，这三者之间是否有所分散，而不像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融洽无间呢？历史学研究的是什么？或许许多人都市不假思索地回覆：已往。
可是，照英国史学家埃尔顿的说法，“历史研究不是研究已往，而是研究已往所存留至今的痕迹。如若我们的所说、所思、所为或所经受的任何工具没有留下痕迹的话，就即是这些事实没有发生过。
”就像古诗中说的“事如春梦了无痕”那样。重构论认为历史学要还原已往的原来面目，但或许没有人会天真到认为，人们可以毫厘不爽、分绝不差地还原已往。
只是，人们往往会不自觉地认定，通常真正重要的、有价值的已往的那些片段，总是会留下让我们的研究可以凭借的痕迹的。可是，情形真是如此吗？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墓葬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质料，而能够在墓葬中保留大量反映其时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墓主，只是社会中处于优势的少少数人，就“缄默沉静的大多数”而言，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凭借，来推断相关的情况。
例如数量多达八千麻袋的明清内阁档案，清末时已被醇亲王下令销毁，若非罗振玉、陈垣等人的努力，恐怕早已化为纸浆。这些档案对于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料的形成和流传生存，都有太多的制约因素和偶然性。
许多重要的工具留存下来，实在是很是荣幸的事情。同样可以推断的是，另有太多重要的工具没有留存下来，以至于我们连它们的重要性何在都无法追寻了。对于“重建已往原来面目”的说法，似乎需要加上越发严格的限制。
除了形成和留存的偶然性之外，史料是否像一块玻璃板，能够让我们清晰地透视已往呢？史料是人们制造出来的，它不行制止地会带上特定的视角。卡尔就说过，我们对古希腊的相识是有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于谁人时期希腊的叙述是由雅典的一小部门人作出的。斯巴达人、波斯人、雅典没有公民权的那些人对于希腊是怎么看的，我们无从得知。
“我们看到的这幅图景是预先为我们选择好、决议好了的。”史料的偏向性和偏狭性，注定了它虽然未必不能让我们看到已往，却注定了我们透视史料而获得的图景，难免是在差别水平上被扭曲的和模糊不清的。重构论认为，事实就摆在那儿，等着历史学家去发现。卡尔的说法却是，事实自己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让事实说话。
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家有着他的关切，有着他自身的问题意识，他的这些主观因素投射到已往的某些侧面，才让在幽暗深处的某些事实凸显出来。“一切历史都是今世史”，克罗齐的命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的一个内在就是，历史学家总是从当前生活出发、从自己的关切出发，将眼光投向已往的。
卡尔在他的名作《历史是什么？》中，得出的谜底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一连不停的历程，是现在跟已往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攀谈。”史家与史料和事实之间的关系，就并非重构论所设想的那样，前者消极地反映和出现后者，而是双方的交互作用。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今世史”、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都强调，历史学家要以自己的精神去“重演”、“重现”、“重新复生”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才气真切地掌握已往。二次大战后，历史学泛起了社会科学化的趋势。
社会科学化史学的生长至今未衰，只是远不像它风头最劲的时候那样具有排他性了。在不少受到社会科学影响的历史学家看来，没有社会理论的观照和观点化工具的介入，人们就无从真正相识已往。
可以说，这种思路也着眼于强调，特定视角的介入，是人们掌握过往历史的不二秘诀。建构论的历史观的要点在于，历史学家必须从特定的视角，以自己的精神体验、理论观照、观点工具来介入历史研究，建构自身的历史图景。
与重构论对主观性警备森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建构论的历史寓目来，历史学家的理论装备、思想高度、移情体验的能力等等主观因素，非但不是警惕防范的工具，反而组成了历史研究的要素。解构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一定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态度、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解构论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因为后现代主义史学把历史和历史学“解构”成了纯粹的文本。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历史学和史学理论，发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海登·怀特可说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中的领武士物。
我们先来看看怀特的这种说法：历史学乃是一种“言辞的结构，其内容在同等水平上既是被发现的，又是被发现的。”这话的前半截，说的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所发生的制品，也即历史学的著作和论文等等，是历史文本，是一种语言制品。后半截中，说这种语言制品的内容中有被发现的身分，也有被发现的身分。“发现的身分”很好明白，历史学考究的是无证不信，无一字一句无来源，历史文本中这样的身分是被发现的，从史料、档案中发现出来。
“发现的身分”指的是什么？岂非是说历史文本中也有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身分吗？固然不是。一份历史文本，纵然其中字字句句都有史料的依据，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泛起，但正常情况下，历史学家在面临一个主题举行研究，并形成自己的历史文本时，他总是在自己所可能使用的相关于这一主题的史料中，选取其中一部门，并舍弃另外的（往往是更多的）部门，来组成自己的历史图景；他总是要给其中所蕴含的某些事实赋予更重要的职位，而将另一些置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他总是会给自己所建设的历史图景选定一个起点，确定一个终点；如此等等，纷歧而足。这些选择、编排、加工、定型的身分，正是“发现”一词所要表达的意思。
我们看到，怀特对历史学的关注，集中在了历史文本的特性之上。在我看来，解构论的历史观，就是将历史学文本化了。所谓的文本化，至少有着以下两点蕴含：第一，历史学家的事情工具是种种各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种种文献，也包罗考古发现、宫室器皿等物质性的遗存，它们都可以归为广义上的文本，而且，最终它们都要以语言形式进入史家的研究。
而史家最终的事情产物如专著或论文，也都是以语言制品的形式泛起的。就此而论，历史学家永远无法真正直接接触到已往自己，而只能借助于种种历史文本而对已往有所言说，因而，文天性就是历史学家的全部事情所无法脱离的樊篱。这并不意味着，解构论者就肯定会否认曾经有过真实不妄的已往，但他们所强调的重点在于，历史学家无从直接接触到已往，也无法以一个真实的已往来与种种历史图景举行比力，从而确定后者的真伪优劣。
第二，历史学家差别于自然科学家，没有一套自己的专业语言。用怀特的说法，可以说，他们使用的是“日常有修养的语言”。由于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不透明的特性，历史文本并不能真实再现已往，它不行能毫无扭曲和不加损益地将历史的原来面目通报给读者。历史学家在将自己的研究写成历史文本时，一定将自身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态度、审美倾向等因素，或明或暗地注入其中。
历史文本在陈述事实的表象之下，蕴涵了选择、想象、缔造的因素。这一点，正是怀特奠基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基础的《元史学》一书所要论证的论点。
历史学的文本化走到极端，就不难过出怀特的门生、史学理论家汉斯·凯尔纳如下的结论：“历史就是人们写作并称之为历史的书籍”。历史学的真谛究竟何在历史学在其长时期生长历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种种资助史家收集和考订史料的技术、历史学家建设自身历史图景时所展示出来的巧思，这一切乃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在澄清了重构论、建构论息争构论的历史观的基本思路之后，我们看看今世几位著名史学家的几段话，并略作分析。先来看看意大利史学家卡罗·金兹堡的说法：“固然，历史的书写是一种‘建构’。
我们将那些经由长时间代代相传留下的碎片过往兜拢在一起，就是为了建设一幅已往可信的图像，但这幅图像却同样是‘重构’。就是这种内在张力——这两种原则之间难以驾驭、且通常难以预测的互动——赋予历史研究奇特的性质。”金兹堡又说，文学形式是将历史学家事情与史料之距离脱离来的一种过滤机制。
前一番话中，金兹堡的意思是，建构和重构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既有张力又有互动；后一番话，则与海登·怀特的思路颇为相通。这个例证讲明，一方面，重构、建构、解构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另一方面，以上三种历史观，虽然大致说来，其泛起和生长有着前后相继的历史脉络，却也可以作为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来看。某一个详细的史学家和理论家的态度，未必就严格地切合于其中的某一类，但这些领域，却可以资助我们有效掌握种种思量“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的思路。再就是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例子。
关于事实，达恩顿在差别场所说过差别的话。他说过，所有历史学家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学习为报纸报道抢劫、凶杀、强奸等事件，目的只有一个，必须把事实搞对。
言下之意，是提醒历史学家们注意，自己的研究要受到历史实在的制约。但在此外场所，他又说，所谓事实，在相当水平上只能是“出现”，“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并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是对于发生的事情的报道。”达恩顿所表达的意思，一方面，是文本并非对于事实的直接而透明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事实对于文本的制约和束缚不容忽视。最后，是美国史权威学者伯纳德·贝林的一段隽语。
他说，历史学“从来不是一门科学，有时候是一种艺术，始终是一门武艺”。历史学在其长时期生长历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学术规范、史料对于史家的束缚、种种资助史家收集和考订史料的技术、历史学家建设自身历史图景时所展示出来的巧思，这一切乃是历史学的立身之本。
贝林所强调的，正是历史学作为“武艺”的特性所在。从前面的分析和引证，我们可以得出几条简朴的认识：首先，历史学是一门履历性的学科，但如同任何此外学科一样，它需要对自身的前提预设不停举行自觉的理论反省。其次，历史学对于自己的学科界限，有须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谦卑，历史学家事情的性质是什么，历史学能够和不能够做什么，这些问题是历史学家不能回避、而需要加以思考的。
第三，历史学家只能通过文本才间接地接触到已往，但真实不妄的已往对于史家的制约和束缚，却不停通过史料展现出来。在泛起无可反驳的史料对于自身历史构图造成质疑或颠覆的情况时，一个及格的历史学家必须勇于放弃自己的预设，这是史学研究实践中最常见不外的情形。这就讲明，无论如何，已往实在并未因为历史学的文天性而丧失其效用和意义。
最后，历史学恒久以来所形成的学科规范、历史学家的武艺，乃是其生命力和正当性的泉源。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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